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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视合作关系当中也常常会涉及到这两方面的法律问题 。本文结合近期笔者代理的案件
，就不当得利和抵销在影视合作当中可能产生的交叉问题进行简单的探讨，以供读者参考
。我们知道 ，不当得利制度在民法体系中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
，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年前。其设立目的主要在于规制私法上无法律根据的财产变动 。在我国现行民法体系下，不当得利似成为了一种兜底条款 ，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填补法律漏洞的角色
。根据《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五条 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
，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二）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三）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此为民法典中对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相关规定 ，由该条款可知，构成不得当利首先要一方取得利益
，另一方受有损失，其次该得利与损失之间应存在因果关系 ，同时该种得利应没有法律根据 。在符合上述构成要件的情形下
，我们可以初步判定行为人构成不当得利
。抵销相较于不当得利在商事领域似乎更为常见，在此前的文章当中笔者也曾有过讨论 ，本文仅就法定抵销展开论述。民法典中对于法定抵销是这样规定的：当事人互负债务
，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 、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到期债务抵销；但是 ，根据债务性质
、按照当事人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不得抵销的除外 。当事人主张抵销的
，应当通知对方。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
。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由该条款可知，主张法定抵销的前提是当事人互负债务 ，且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应当相同 。但与《合同法》不同的地方在于
，民法典中不再将互负债务均已届清偿期作为构成要件，而只是要求主张抵销一方的债权已届清偿期
。换言之 ，民法典修改后的法定抵销允许主张抵销一方放弃其对己方未届清偿期的债务的期限利益，提前清偿债务。在笔者近期代理的一起案件当中就涉及到不当得利和法定抵销的问题 。当事人甲系A公司的大股东
，当事人乙是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经理，同时乙也是B公司的股东
。在A公司就某部电影投资获取票房收益期间 ，当事人乙利用职务之便
，让负责结算收益的C公司将票房收益金额转入了B公司的账户中。由于乙在A 、B两家公司均有任职且参与投资了多个影视项目，导致两家公司的财务账目混乱 ，不同项目间资金拆用情况严重 。而上述行为均是在甲不知情的情形下完成的
。限于文章篇幅问题
，就该案当中可能涉及的刑事问题本文暂不讨论，仅从民事的层面进行分析。A公司和C公司之间存在影视投资合同 ，基于影视投资合同法律关系
，C公司履行票房结算义务的相对人应当是A公司 。但问题在于，乙作为A公司员工 ，利用职务便利让C公司将票房结算收益金额转入到B公司名下账户中
。因此
，虽然C公司对其合同义务的履行存在瑕疵，但考虑到乙的身份地位以及在前期合作中的工作均由乙负责对接的事实 ，实际上乙的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，此时再主张由C公司承担违约责任似乎难以成立。再看B公司
，B公司作为与该项目并无关联的主体，直接代替A公司受领了该影视投资合同当中的票房收益款 ，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定依据 。该种受领给付也直接导致了A公司的利益受到损失
，两者之前显然具有因果关系，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应当认为B公司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。而B公司可能会主张在后续的投资项目当中
，基于两公司间混乱的财务账目，主张对A公司存在债权 ，因此双方的债务应当抵销
。在产生纠纷之前
，显然两家公司并没有形成约定抵销的合意。因此B公司只能主张法定抵销，但根据民法典中有关法定抵销的规定 ，此处有三种除外情形
，分别是债务性质
、当事人约定和法律规定 。其中依照法律规定不得抵销的，可以参照《企业破产法规定（二）》第46条关于不得抵销的规定 ，“债务人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对债务人所负的债务
。”该案当中的当事人乙显然有滥用其股东权利之嫌，仅从民事